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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节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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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句精辟的概括:锅夹生饭,硬是被你们口所以,必须从战局变化中,从发展阶段中,来研究淮海战役,这是应该注意的。中央军委在月日指示中提到:孙元良三个师将东进,。月日辽沈战役胜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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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当有人请粟裕谈淮海战役时,粟裕说:

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。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:一锅夹生饭,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。我的理解,是指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,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,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,中央军委、总前委审时度势,统一筹划,中央集体的智慧,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,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,还乘敌之隙,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,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所以,必须从战局变化中,从发展阶段中,来研究淮海战役,这是应该注意的。

二、有人请粟裕谈谈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时的考虑,粟裕说:

谈这个问题要从豫东战役说起。在豫东战役之前,1947年第四季度,我三支大军已经在中原成品字形,完成了战略展开。但蒋介石在中原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。敌人利用优越的运输条件,又常临机动建制,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,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。我兵力分散时则集中进犯,我兵力集中时则后缩,敌我兵力相当时则与我纠缠。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。为改变中原战局,发展战略进攻,我反复考虑了我军的作战方针,认为面对敌人的新情况,我军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。如果我军不能集中更大兵力,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,而是打中、小规模的歼灭战,战机就很难寻找。当时三支大军各自对付当面敌人均显不足。从华野外线兵团的兵力来看,彻底歼灭敌人一路的力量是够的,但必须邻区协助打援或钳制。我估计,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,形势必将改观。为此,我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建议,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针,以集中更大兵力,寻歼敌人重兵集团,兼顾开辟新区工作。2019-07-18向中央建议华野一、四、六纵队暂不渡江,会同三、八、十等纵队,并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,集中于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,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出发的。

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,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。解放战争以来,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,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。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,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。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,必须考虑时机;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。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,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,而在长江以北决战,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。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,通道多,适宜于大兵闭运动;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,群众条件好,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,地处华东、中原接合部,距华北也不远,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、物力支援。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,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。如兵出中原,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,桂系可能参战。为此,在济南战役前,我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? 2019-07-18我们在上报军委的一个电报中提出:“两个月以后,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,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、宝应,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。”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。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,我们有必要,也有足够的力量,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。所以,我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,2019-07-18早晨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。

2019-07-18,中央军委复示:“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。”

所以说,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,我是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的。

三、有人请粟裕谈谈在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过程中个人的考虑,粟裕说:

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,是中央军委审时度势,不失时机作出的战略决策。

我9月24日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是: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,攻占两淮,并乘胜收复宝应、高邮,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,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;如敌不援或被阻,即行战役第二步,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、连云港。中央军委在9月25日复电中指示:黄伯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、运河车站地区,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、运河之线为目标,歼灭两淮、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,歼灭海州、连云港、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。

先打黄伯韬,加重了我们的任务,我们预计第一仗打黄伯韬是个大仗、硬仗。

但是,这时的淮海战役计划,还只是由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来进行的。

中央军委在10月11日指示中提到:孙元良三个师将东进,望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这个指示,估计淮海战役结束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,山东、苏北打成一片,邱、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,使我难于歼击。

这时,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在豫西作战,把敌人引向桐柏山区,陈毅、邓小平同志率中野主力于10月22日晚攻克郑州,24日收复开封。25日陈毅、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,而是集结于永城、毫州地区,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都更方便;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,并于30日指示陈、邓进至萧县地区,对徐宿(县)、徐砀(山)两线相机行动。这样,中野、华野便将在战役上协同作战了。

我于10月31日电报中央军委:

“此次战役规模很大,请陈军长,邓政委统一指挥。”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复示:“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。”

这就从组织领导上明确了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。这是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一个重要条件。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,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,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。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,一个多月东北野战军歼敌45万人,全国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,我军已在全国范围内,在数量上、质量上、技术上都占优势了。

这时,当面敌情也发生了重要变化。11月7日我们得知敌四十四军已在6日撤离海州,向黄伯韬兵团靠拢,我军立即进占海州、连云港。原定攻打海州已不需进行。当时东北之敌只剩下锦西葫芦岛一处。中央军委几次通知我们这处敌人的动向。海州、连云港被我攻占后,如蒋介石将该处敌人经海路南调徐州战场,也只能绕道上海、浦口,再转运到蚌埠,将失去及时支援的时机。同时,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、张克侠两将军即将率部在台儿庄、贾汪地区起义,一旦起义成功,华野可以通过其防区迅速切断黄伯韬的退路,全歼黄伯韬兵团已更有把握。此外,我们又得到敌人有撤退徐州,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。有了上述这些条件和情况,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于是我们对战役发起后及下一步作战形势作了估计,我和陈士榘、张震于11月7日午时联名发电谭震林、王建安,并报中央军委、陈邓,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,切断徐敌退路,使邱、李不能南撤;华野主力于歼灭黄伯韬后,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,孤立徐州;下一步或继歼黄维兵团,或歼灭孙元良兵团,或夺取徐州。当时我们认为,不论如何发展,孤立徐州、截断徐敌陆上退路,甚为必要。

11月7日夜,陈士榘同志已赴前指,我进一步就争取在长江以北与敌人决战的问题与张震同志商谈。我们多方分析后于11月8日辰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、陈邓,并报华东局、中原局。在这份电报中,我们估计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两种方针:第一,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,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,以争取时间,加强其沿江及江南、华南防御。第二,立即放弃徐州、蚌埠、信阳、两淮等地,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,迅速巩固江防,防我南渡,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,以图与我分江而治,俟机反攻。接着我们分析了蒋介石若采取这两种方针对我之利弊,认为蒋如采取第一方针,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。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,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,且在我大军渡江后,在苏、浙、皖、赣、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,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,使我军在解放后容易恢复。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,又为不利。如果蒋采取第二方针,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,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,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(当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),并且在渡江后,在苏、浙、皖、赣、闽各省尚需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,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比江北差,这又是不利的一面。我们建议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,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。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,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伯韬后,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,即以主力向徐蚌线进击,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,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(或歼孙元良兵团,或歼黄维兵团)。

我们的建议电报发出后,先收到中央军委11月7日晚的指示:第一仗如能歼敌21个至22个师(整编旅),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,整个形势即将改变,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,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。如果敌人不撤,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、孙元良,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。

但是,如果徐州的敌人南撤,我们怎么办?这个电报还未明确。接着收到了军委8日电示:“虞(7日)午电悉。估计及部署均很好。”随即又收到军委9日复示:“齐(8日)辰电悉。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,勿使南窜。华东、华北、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。”这个电报虽短,真是字字千钧。中央已下定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,将淮海战役变成南线决战。

后来,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由豫西进入淮海战场。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、粟裕、谭震林组成总前委,以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为常委,邓小平为书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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